【学术前沿】中国精神的实践本性与文化传统（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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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前沿】中国精神的实践本性与文化传统（节选） 胡海波[摘要]中华民族复兴之中国精神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凝聚当代中华民族实践理念的精神整体。用实践观点的哲学视域研究中国精神,其学术旨趣在于以中国精神的实践本性与文化传统为主题,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实践整体和历史逻辑中理解中国精神所具有的实践意蕴与文化传统;在中华传统文化特有的“文化基因”与“活的传统”中揭示中国精神的德性特质、心智结构,发现其民族性、世界性的意义;在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创新的语境中探索发现中华传统文化当代传承的社会基础与实践逻辑,阐释中国精神的现代性境界。
[关键词]实践、中国精神、文化传统
三、“传统”与“现代”的意义性逻辑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始终落实为历史性的实践诉求。发端于亮舜禹汤、文武周孔的“大同”“小康”“治世”及其“天下”精神,中华民族几千年不懈追求的价值理想,有着文化传统的连续性与历史传统的统一性。中华文化传统“传不习乎”的自我省思,形成了中国精神内在生发与自我更新的传承逻辑与实践路径。王夫之、戴震、魏源等是思考中华传统文化自身变化与突破的先驱,提出传统文化要适应潮流而变。这一潮流既是世界的,又是中华传统文化自身健康发展的潮流,不论怎么变化都不失为中国的。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主要不是历史逻辑的时间关系,而是文化传统与当下生活的意义关系。循着这个轴心与原点去思考,自然会引发文化传统之现代生活意义的深入探讨。然而,以往在讨论“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时,人们通常是按照线性的思考方式,把“传统”与“现代”在时间的意义上区分开来再加以衔接。我们不应该以这样的思路思考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如何衔接的问题,研究这个问题的思路需要做出改变。中华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生活的衔接,既不是具体地对应现代社会的各种层次与领域,机械地在中华文化中寻找现成的灵丹妙药,立竿见影地解决当今社会与当下生活的矛盾与问题,以此证明和落实文化传统的优势或价值;更不是以某种现代性的需要人为地制造中华文化的“新形态”“新体系”,生硬地实行“现代性转化”。这两种文化观念及其转化方式的弊端在于不符合中华文化的精神特质及其历史传承的逻辑。

中国的现代性不是西方的现代性,中国当下和未来的现代性向往在其精神维度与文化内涵上都有别于西方的现代性。如果在此缺少清晰的文化自觉与坚定的思想自我,抽象地把“传统”与“现代性”对立起来,把“现代性”归结为“西方现代性”,那我们确实难以在当下的中国把“传统”与 “现代性”衔接起来。法国学者韦尔南在《希腊思想的起源》一书中说,古希腊思想具有明显的几何学性质,是西方理性思想的起源。(参见韦尔南,第3页)就此而言,西方理性精神形成的是几何学式的世界观。几何学讲求的是对称、均质。几何学式的世界观主张普遍化的伦理,公民之间“等距”关系是抽象与形式的。中国的文化精神及其世界观与此不同,中国人的人伦空间是非欧几何学的,即空间是弯曲的,而非平直的。在非平直的社会空间中,人与人差序、亲疏的关系是具体与实质的。在西方,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序列中,国家是最高的伦理实体。在中国,家庭是最高的伦理实体。中国的幸福实际上是以家庭为核心的情感维系,中国人把国家也理解成和家庭一样是以情感相维系的生活家园,人和人的理想关系是家庭似的情感和谐。按照这种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是特殊主义的人伦原则,不是普遍主义的等距原则。应该深入研究这些差别,从而更自觉地理解我们自己,形成“现代性”的文化自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只能借鉴西方的现代性,不能按照西方的现代性模式来衔接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把现代性与现代社会加以具体化,使之成为中国人自己的现代性和现代社会,在此基础上实现文化传统与现代生活的中国式衔接与转化。

中华传统文化“一”于天道人德的思想体系在历史连续性与传承方式上有其自身的逻辑,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思想家们大都是按照中华文化的传承方式与逻辑,在受之于师与习之于己的意义上学习、运用与发挥源自于师祖先贤的文化精神,以“传不习乎”的文化自觉省思自己的文化精神,冯友兰先生把其概括为有所领悟、有所理解、有所发挥、有所创造。这种文化传承的方式与精神体现在当下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可以形象的概括为“照着说”“接着说”“对着说”,关键是其中的“对着说”,不是“对立”地说,而是对着古人说、对着西方人说、对着我们自己说,由此内在于中华文化的传统才能实现其与时俱进的文化意义与精神价值。这样看来,中华民族在中西文化交融的现代境遇中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其具体的时代性内涵在于站在当今时代人类精神的文化制高点上,真实地触及人类所面临的新困惑与新矛盾,以文化自觉的思想自我为中华民族复兴与人类世界的进步贡献独特的文化精神与生活智慧。比如,针对当今时代资本主义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展开贪婪竞争,加剧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时代病症,罗尔斯、哈贝马斯提出了公平的正义论与商谈伦理学,但这些理论仍然是西方文化“理性世界观”注重原子式的人性论,无法内在地通达人和谐共生的心灵与精神。与此不同,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性论在自然性和伦理性内在统一的具体关系中强调人的整体性,以“伦理世界观”文化精神的感召使人拥有情感认同与和谐相处的伦理世界。从东西方文化各自的人性论来看,中华文化传统既是在民族特殊性意义上对中华民族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也是具有人类性、世界性价值的文化理念。由此生发而来的中国精神相对于西方的普世价值拥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潜质与文化话语权,对于解决当今时代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精神问题更有前途。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人与西方人都按照各自文化的精神体系与历史逻辑实践着自己的社会理想。然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遇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强烈冲击,中国人开始面临在中西文化的交融对比中如何重新选择合理生存的理想精神的问题。历经一个半世纪,当代中华民族仍然要以世界性、人类性的眼光,在文化的意义上看待与思考中华民族以至于人类生存意识或生活精神的合理性问题,依然要面对如何在东西方文化及其精神传统之间选择合理的文化观念及其精神理念的现实性问题。当下很多人在“活法”上提出理想时是西方式的,但是现实中处理问题时又是中国式的,造成文化与精神人格上很深的分裂。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中国人的文化心态永远也没办法摆正。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或轴心在于把中国人置于全人类所面临的矛盾性、现代性的困境和挑战之中,通过寻找中华文化的实践与生存智慧,真正获得让每个中国人安身立命、幸福而有尊严地生活的那个理想的“活法”。这将会涉及两个真实的问题:一是中国人怎么活的问题,即理想的生活样式的问题。二是中国人理想的生活样式的追寻问题,即在现代性与现代化所带来的矛盾性问题的生存挑战与困境中如何找到一种理想的“活法”。破解这两个问题的轴心是在中华文化传统的当下意义中获得支撑理想生活方式的文化与精神基础,追寻属于自己的理想“活法”,创造符合人性的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中国人应以何等样的文化自觉实现如此的精神期许呢?我们首先需要破除近代以来的不自信心态,确立中国人自觉的精神人格。文化关注的是人的心灵与精神问题,文化统一体的最高境界是至圣完满的精神人格,有了这个完满的精神人格人就能独立起来。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的文化不自信心态需要精神启蒙,即追寻中华传统文化最高境界的德性精神,以此确立中国人独立而完满的精神人格与精神自觉。这种启蒙性的精神追求之必要与紧迫在于中国人当下的精神状况,即虽然中国人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德性精神的心智结构,但是人们对此往往并不自觉从而失却精神的自我。如果我们对此缺乏足够的自觉与应有的作为,仅仅是满足于从积贫积弱到自立自强,而不占据德性文化应有的人类精神之文化制高点,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就不能在人类性的精神体系中得以确立与凸显。

就此而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重新找回以往历史的辉煌,更重要的是葆有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天下精神与大同理想,并且使其具有新时代的人类性影响力。中华民族能否真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挺立中国精神,意味着是否拥有实现理想的文化根基与精神力量,以及雜否以中国特有的方式解决中国的问题与世界的问题。为此,中国精神的理论选择和现实选择,仍然需要我们从社会理想传统与政治实践传统的双重视角去理解,即在正义和仁义、德性与理性、道德世界观与理性世界观之间自觉地寻求恰当的文化张力与精神平衡,用人类性视域与现代性语境的中国精神、中国道路与中国力量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社会理想。
文章节选自，胡海波：《中国精神的实践本性与文化传统》，《哲学研究》2015年第12期，114~121页